1954年，法国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受邀为埃塞俄比亚起草民法典，他博采法国法、瑞士法等诸国法律的内容，完成了《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的编纂，但不适合埃塞俄比亚的国情民情，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因此被评价为比较法学家的快事，非洲人的恶梦。

17显然，科学的职业管理目标是让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自身的最高潜能。36因此，正义(justice,或译为公正公道)作为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西方思想家赋予其多种含义。

在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中，秩序与正义这两个价值通常不会发生冲突，相反，它们往往会在一较高的层面上紧密相连、融洽一致。虽然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对应事实的存在，但是，这不妨碍它是这个东西。就法律人的德性而言，法律人如果缺乏应有的德性，就不知道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法律人，就有可能成为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法律职业者。因为希腊的正义女神手拿丈量土地的两角规，所以正义起初就意味着公平合理地分配土地，后来则逐渐演变为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最大的公平，侵犯私有财产是最大的不公平。(2)基本的社会制度普遍地满足、也普遍为人所知地满足这些原则。

同时，她也还没有从属于一个绝对或神化了的国家：在这个短暂的转变期中，她是一位享有自身权利的活的德性，是这个时代的女神，在此过程中，法学成为了领路人，并且在智识上极大地复兴了几乎每一个知识分支。正义一词含有多方面的意义。气候变化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可能迫使部分人群放弃其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这一做法尽管是气候适应的必然要求，但却无可避免地损害了前述人群的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从前述特征可知，气候变化并不单纯是一个生态环境问题，认识气候变化问题也不局限于自然科学的角度，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切入点。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目标明确揭示了我国对气候变化背景下人权问题的关切，也表明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一。其次，气候问题主要表现为大气温度不正常上升与频发的极端天气，正是气候的这种不稳定表现构成了对公民人身和财产的威胁。综上所述，司法在人权保障体系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其仍可在环境权等新一代人权的实现过程中发挥必要且有力的保障作用。

换言之，采取应对气候变化措施有助于气候的稳定，避免有害的气候对人民构成威胁和损害。但就现实情况而言，由于心理健康问题及具体损害难以认定，同时精神损害的结果与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非常模糊。

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威胁、在新时代贯彻绿色发展新理念，我国应坚定不移地以推进双碳目标为目标指引，全面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行动。又如，人权理事会第48/13号决议也强调环境可持续发展有助于今世后代人类享有最高标准身心健康权。这一问题进一步导致了国家很难清楚地确定哪些环境要素应当被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的保护范围（以提升该环境要素的质量），更遑论更深层次的协同保护手段、力度、目标等。健康权是一种兼有消极性和积极性的权利，其消极层面的含义也是其最基本的要求便是：公民有权享有身体完整和健康不受侵犯。

因此，统筹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权保障，使二者融合发展、协同并举是具有充分理论依据的举措。况且，在面对高温、风暴、严寒等极端天气时，绝大多数人都只会产生严重的不适感，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愉悦感受。又如，有效的碳中和需要满足提升森林覆盖率的要求，以增加生态系统固碳能力，这意味着国家以更强力的手段保护和养护森林资源，也预示部分依靠森林生态系统生活的人不得不改变原有生活方式以满足新的监管要求。因此，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权的威胁也是不容忽视的。

多年的审判工作实践表明，我国法院有能力充分运用审判职能服务于党和国家关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工作布局、丰富完善生态环境审判规则、构建专门化环境资源审判体系、提升生态环境司法服务水平及扩大环境司法国际影响，从司法层面极大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当权利受损时，主流的救济手段是赋予公民具有请求权能的主观权利，允许其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

因此，在环境权的基本含义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与环境权保护之间存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不仅在形式上违背了宪法秩序，更有以精英主义的决策模式代替代议制民主之嫌。

例如：小岛发展中国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于2007年11月通过的《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的影响问题马累宣言》明确表示：气候变化对人类的生存权、财产权、食物权、最高标准身心健康权及其他社会和文化权利造成了明确且现实的不良影响。然而，在气候变化的威胁下，人类可能连基本的安全需要都无法得到保证，更遑论更高级的精神需要。然而事实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与部分人权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价值分歧。为保证司法不会过度能动，最高人民法院应积极关注各地司法机关探索气候变化诉讼的过程与结果，适时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和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为各地司法机关提供可遵照适用的裁判指引，即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填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规范空白，有效发挥司法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故本文旨在明确环境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协同发展之必要性的基础上，分析影响环境权保护融入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障碍，并提出化解之道。前文提到的、各国理论与实务界都不断出现各种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权利诉求虽然种类繁多，且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但仍可以分门别类，划分为三种类型的权利。

对此，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应包含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改变能源结构、提升循环经济发展程度、增强森林固碳能力、开展必要国际合作等内容，并根据国际控温要求设定合理的节能减排目标，以求逐步遏制全球变暖趋势，减少极端天气发生频次，尽可能避免不稳定气候问题危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内容。（一）气候变化造成的环境问题威胁其他人权的实现尽管环境权是一种人权已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权应当被绝对化或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环境权作为指向人对生态环境所享有之利益的人权，其保障与实现有赖于高质量的环境要素，自然也包括稳定的气候。事实上，由于人权保障需要国家投入必要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资源，给予财政、人力与制度的支持，然而一定时期内国家能够投入并用于人权保障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

气候变化对发展权的损害通常是间接的，气候变化不仅会影响水、土地等人类发展所必须的自然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削弱发展的能力和基础。另一方面，作为新一代人权代表的环境权在理论研究和国际立法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不仅丰富了人权理论，还为以人权保护为出发点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以双碳目标为代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已经全面展开，气候治理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削减碳排放总量时，应充分考虑地区自然环境条件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充分保障公民的发展权。具体来说，第一类权利主张并非有关环境权的主张，且通过环境权实现，这类权利诉求通常也能得到满足，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无需对此给予特别关切。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环境权保障与困难尽管在应然层面，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权保障二者关系密切，具有统筹推进和协同发展的潜力与正当性。

根据《意见》有关内容，要使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发挥实际效果就要依靠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和大力建设生态文明、提升森林覆盖率两个举措。随着全球气温升高，诸如台风、干旱、高温、洪涝之类的气候相关灾害对每个人的生命都构成了显著威胁，以2005年袭击美国的卡特琳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为例，该场灾难造成了千余人丧生。

当财政能力无法支持各项给付请求时，宪法的权威性就会受到严重打击。且气候变化本身与环境权的实现息息相关等原因，将环境权保护纳入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是正当且必要的选择。

） 进入专题： 环境权 气候变化 。但《意见》和《方案》等涉及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主要政策文件尚未明确将环境权保护的有关内容。

无论是哪类诉讼，通过气候司法保护环境权都还将面临因环境权自身的模糊性而带来的困难。环境权是生态环境保护与人权事业发展的交叉点，鉴于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权之间存在深层关联，我国应将环境权保障融入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过程，以求二者同步发展。因此，除通过基本人权建立关联以外，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权保障之间也存在直接的联系。其代表性案例如荷兰地球之友组织诉荷兰皇家壳牌案、康涅狄格州诉美国电力公司案、我国自然之友组织提起的甘肃弃风弃光案等。

包括森林覆盖率提高在内的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对各类环境污染问题的预防与治理，离不开对现有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恢复，离不开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满足和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追求。事实上，在适度能动司法的指引与转向之下，我国司法机关亦有潜力同时起到助力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环境权的作用，而不重蹈传统权利保护方式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的覆辙。

在这样的权力分配格局之下，一国司法机关若不能把握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审查的边界，便可能逾越自身权限，侵入立法或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绿色循环经济体系的建立离不开绿色生产和消费理念的贯彻，离不开产业结构的绿色低碳调整，离不开低碳高效能源体系的建立。

因此，与气候稳定权类似的、以合法权益免受气候问题侵害为基本诉求的权利都可以视作传统环境权概念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体现，可归纳为一类权利，并以保障传统环境权的法律手段加以应对和保护。事实上，气候变化是前述权利所面临危机的诱因，其作用与其他生态环境问题、甚至与私人侵权行为一样，仅仅是导致了权利受损害这一事实的出现，并未改变权利本身的性质与类型。